侯先生今年93歲，我85歲。我和侯先生年齡相近、經歷相似，在將近一個世紀里，我們都走了一條救國、報國、強國的道路！
在美國，我是通過《留美科協(xié)通訊》知道侯先生的，一直到1960年，我才見到侯先生本人。當時，國產航空煤油不過關，對高溫合金有燒蝕現(xiàn)象，侯先生到沈陽去找科學院金屬所李熏所長。當時我是高溫合金組的負責人，就參加了他們的討論。從那時起，我們一直并肩戰(zhàn)斗在科研第一線，現(xiàn)在我們雖然都年事已高，但干勁兒仍然十足，經常見面。
與侯先生相知不覺已半個多世紀了，他有幾個方面給我的印象最深刻。
第一，他看問題高瞻遠矚、胸懷全局，是一位戰(zhàn)略科學家。這體現(xiàn)在我們一起發(fā)起成立中國工程院和選舉第一批院士的過程中。
改革開放后，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，工程技術就顯得格外重要。所以，在1982年的技術科學部大會上，就提出了成立中國工程技術科學院的倡議。1994年，中國工程院正式成立。選舉第一批院士時有很多爭議，比如在討論選舉標準時，有人認為領導干部不宜當選為院士，但侯先生主張：“這樣的人還得要，因為他們貢獻大、經驗豐富、聯(lián)系面廣，當然，這樣的人不能太多?！痹诤钕壬磥?，不能因為是領導干部，就一定能當選院士；也不能因為是領導干部，就不能當選院士。院士的標準只有一個。事實證明，侯先生的主張是對的。
我和侯先生都經歷過民族危難，深知今天的一切來得不容易。所以，對黨和國家給予的榮譽，就特別珍惜。
尤其是侯先生，十分重視院士的道德建設，在擔任工程院“科學道德委員會”副主任時，他還和當時主持道德委員會的潘家錚副院長一起身體力行，制定了院士行為規(guī)范和道德準則，成為以后院士們必須遵守的重要原則。
侯先生給我的第二個印象，是他對基礎研究重要性的深刻理解。他在當時的石油科學研究院雖然一直從事應用技術開發(fā)，但是很看重基礎研究，還曾批評過認為基礎研究可有可無的觀點。他深知基礎研究是自主創(chuàng)新的源泉，而且只有重視基礎研究，才能取得卓越的科學成就。他獲得的“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”，就是他在這方面的充分體現(xiàn)。
侯先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三個方面，是他始終堅持正確的科研管理方針。
侯先生很看重自主創(chuàng)新。他認為，從以模仿為主轉到以創(chuàng)新為主是個艱難的過程，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，為科研人員創(chuàng)造敢于創(chuàng)新的環(huán)境；要給優(yōu)秀科研人員自由選擇題目的機會，要對從事探索性工作和基礎研究工作的人，給予一定的物質條件和獎勵。
自1950年回國的半個多世紀里，侯先生的主要學術研究基地是在石油科學研究院。侯先生認為，研究所要保持高水平，就必須根據(jù)人員和設備條件制定并保持正確的、長遠的研究方向，鍥而不舍，才能有所作為。
最后，我談談侯先生培養(yǎng)年輕一代的問題。侯先生十分重視年輕人的培養(yǎng)，他獲得“何梁何利成就獎”后，就捐出50萬元，設立了一個鼓勵年輕人成長的基金。1999年，知道自然科學基金委設立了“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”，而且成效顯著，侯先生就在一次座談會上對此備加贊賞。2001年，侯先生在中國科學院青年科學家國慶座談會的講話中，以自己90年的親身經歷，用很長篇幅談了“人生與追求”，用來教育青年。從他的身上，我們看不到他個人的利益。他心里裝著的，只有國家的明天和民族的未來！
總之，侯先生知識淵博、目光遠大，是一位戰(zhàn)略科學家。他在很多方面都能從全局出發(fā)，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見，如對我國石油工業(yè)的發(fā)展、中國工程院的成立、石油學會的成立和世界石油大會在中國的召開等，侯先生都發(fā)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；特別是最近受溫總理的委托，主持開展了“中國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油氣資源戰(zhàn)略研究”這個關乎中國發(fā)展前途的課題，真正是“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”。
侯先生一生無私奉獻、樸實無華，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。在座大多都是青年人，我想總結三句話，與大家一同向侯先生看齊，那就是：
做人：嚴于律己、真誠待人；
做事：認真負責、忠于職守；
做學問：實事求是、勇于創(chuàng)新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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