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前位置：人生于我們來說是一場手持單程票的修行，科學研究無疑是最艱難也是最崇高的一種修行方式。有一些人總是比別人起得更早、睡得更晚，站得更高、看得更遠，想得更深入、做得更圓滿，這就是科學家。因為有著相近的專業(yè)背景，有著對自然同樣的熱愛，我懷著無比敬仰的心情讀完了《山侖傳》，感慨良多。
山侖院士是山東龍口人，說起來算是我的老鄉(xiāng)。他出生于上世紀30年代，在戰(zhàn)火和饑荒中堅強成長，童年充滿了艱辛。我曾經從父母、祖父母的口中聽說過那個時候的困難情景，由衷地敬佩親身經歷過那個時代而奮發(fā)圖強、開拓進取的山先生。山先生有一個好母親，甚至可以與孟子的母親相比。她自己寧可變賣家產、借貸度日也不給日本人教書，但是為了輔導兒子的學業(yè)卻主動去日語夜校學習。在她的督促和激勵下，山先生發(fā)奮讀書，一頭扎進科學的海洋中，潛心修行了一輩子，終于成為學界一位大師。
科學是寂寞的，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夠在科學的道路上走得更遠。山先生1954年大學畢業(yè)，根據(jù)國家的分配到了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，參與了中科院在西北地區(qū)的第一個研究所——西北農業(yè)生物研究所的籌建工作，從此與黃土高原結下了不解之緣。那時候，科研條件很艱苦，研究所坐落于小鎮(zhèn)楊凌，只有鐵絲網圍起來的一塊地和幾排簡易平房，沒有自來水、沒有電。山先生和同事們一起，自己動手綠化庭院、完善設施，把研究所一步步建設成為國家一流的研究機構，因此也贏得了西北分院“十三太?！钡姆Q號。我這樣的80后無法想象，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吃飯都很困難，又如何開展科研并獲得那么多成果呢？然而，山先生面對的不只是生活條件的艱苦，還有事業(yè)上的重重考驗：他大學畢業(yè)后8年，也就是1962年從蘇聯(lián)獲得副博士學位回國才擔任助理研究員；1965年被派到偏遠農村去蹲點鍛煉，一蹲就是5年；因為所選擇的研究方向冷門，曾多次被動員改專業(yè)；在文革期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迫害，工作受到限制……這些對于當今邁出教室就坐辦公室、拿著優(yōu)厚的待遇做不成事、進得了實驗室下不了田的大學生來說，更是難以想象的。
然而山侖先生堅強地頂住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和干擾，堅定地走自己選擇的路，圍繞著旱地農業(yè)生理生態(tài)領域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，從發(fā)表第一篇論文、研究比較3種主要作物的抗旱性到提出干旱脅迫復水后作物的補償效應、節(jié)水和增產目標同時實現(xiàn)，一條路走了60多年。從不受重視、遭受批評、被勸改行到擔任全國人大代表、當選院士、擔任奧運火炬手，他耐得住寂寞，也擋得住名利的誘惑。
大學一位老師曾委婉地批評山先生不重視實踐，他記了一輩子、改了一輩子。他從事科學研究60余年所取得的累累碩果，都是與實踐分不開的。他既重視科學理論研究，也不斷以解決農業(yè)生產實際問題為坐標軸校正研究方向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，他是站在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交叉點上的中間人。正是由于對旱地農業(yè)生理生態(tài)領域的孜孜追求，由于幾十年的親身實踐積累，他才能夠提出并完善了一整套旱地節(jié)水農業(yè)理論，提出了發(fā)展農業(yè)生產和改善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相統(tǒng)一的黃土高原綜合治理思路。
山先生不僅是一位科學家，也是一位教育家。他堅持“吃苦教育、博學教育、創(chuàng)新教育、實踐教育、啟發(fā)教育、目標教育、嚴謹教育”的理念，因材施教、因勢利導培養(yǎng)了30多位優(yōu)秀的博士碩士研究生，自己的3個子女也都各有一番事業(yè)。山先生事業(yè)大成、家庭幸福，足以讓世人羨慕。
山先生是一位優(yōu)秀的共產黨員，他信仰馬列主義，也信仰科學。他以國家需求為己任，不斷開拓進取，因此才能夠在科學道路上走得別人更遠。
科學本寂寞，實踐出真知。人生這場修行好比去廟里拜佛，普通香客、游人只是參拜一下沾沾佛光，而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修行者幾十年如一日地參悟佛理、親身實踐，才能最終修得正果。山先生就是這樣的修行者，只不過他選擇的是馬列主義和農業(yè)科學。
（王慶 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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